采访王瑞琴是一件让人很发怵的事，私下里你可以和她聊很多，但一说到作为新闻发表，她立刻会说“不行，不行，还不到时候”或者“涉及到商业秘密，绝对不能透露”，她就是这样，极谨慎地维护着她的每一步工作。直到“哈里·波特”（HarryPotter）中文版权一事大势已定，她才肯在媒体面前露面，但还是极为低调。无论如何，这位使哈里·波特来中国的关键人物是不能绕开的。我硬着头皮再次拨通了她的电话，听到的回答是“我还需要说什么呀，都快被你们这些记者榨干了。”的确，“哈里·波特”被国内众多媒体竞相追逐，轮番轰炸，对它的关注已经太多了，这不仅是因为“哈里·波特”系列在欧美创下了3500万册的销售奇迹，稳居畅销榜榜首；也不仅是因为J．K．罗琳从一个靠救济过活的穷人一跃成为英伦富豪翘楚；当然也不仅因为“哈里·波特”中文版权之争牵涉了如此之多的国内出版商家，实在是因为“哈里·波特”系列在世界出版史上给人的启示太多，“哈里”现象在经济、文化、文学领域值得探讨的东西还未穷尽。
8月22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室，王瑞琴详细回顾了“哈里·波特”来中国的前前后后。
1999年11月份，社领导委任我负责少儿编辑室的筹建工作，我开始关注各类少儿作品，包括原创的，当然还有国外畅销儿童作品。在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20余年的经历，使我对于一些国外出版信息相当敏感。最初确定的选题不只“哈里·波特”一个，还有《飞毯》、《魔女莉莉》、《蓝熊船长》等，当时还为《飞毯》向社领导打了报告，批示是“缺乏对作家背景的全面考察”，我也觉得自己的确是有点着急，一个人还是应该专心做好一件事。随着“哈里·波特”在西方日渐风行，中国传媒也开始有所反应，业内报纸《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都有相关报道，“哈里·波特”越来越吸引我的注意。同时，网上和出版社的外文报刊杂志上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介绍，我知道，好书来了。
谈到这些时，干练的王瑞琴满是兴奋，她特别提到了一点：出版人的“敏感”。这种“敏感”若没有多年的历练和对出版信息的大量掌握是不可能具备的。令人吃惊的是，具备这种“敏感”的人很多。据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对外合作部肖丽媛介绍，也是在1999年末，中少社开始对“哈里·波特”予以注意。业内资深人士阳仁生从网上看到了“哈里·波特”的获奖记录、销售业绩、作者介绍和一小部分原文等内容，他拍案叫绝，立即下了断语“绝对是一本好书”。围绕着“哈里·波特”，各方力量开始动作了。
我和搞外国文学的编辑对“哈里·波特”进行了详细论证，然后打报告社务会，聂社长和其他社领导大力支持。经过层层论证，人文社从上至下看准了“哈里·波特”，我们社的做法就是这样，不会看到一条小消息就盲目去做，而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资料，而且反复论证的过程如同大浪淘沙，是真正的好选题，经过筛选一定会放出光来。今年年初，大约是在2月份，我们和“哈里·波特”英国代理ChristopherLittle公司开始了接触，表达了我社希望购买中文版权的意向。信发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后来有刊物登出版权已被某出版社买走。
原来与此同时，国内出版界有一些人也开始出击了。译林出版社看好“哈里·波特”在中国的前景，也在准备版权购买事宜。《光明日报》在年初对“哈里·波特”在国外的风行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光明日报出版社通过国际部有意向与英方代理接近。
我很疑惑，仍旧为这件事牵心。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觉得这事还没有结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出版界还是一片平静，我朦朦胧胧中决定：不能放弃。20多年来搞外国文学，已经有了这个领域内的一个圈子，从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反馈的信息表明版权并未卖出，不然的话买到者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做出反应。我们开始等待，同时又向英方多次发出传真。事实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4月份Christo?pherLittle公司的传真来了！传真上要求我们回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情况、编辑人数、出版过的外文作品等非常具体的内容。我赶紧把传真拿给社领导看，社领导都说“这是好事”，因为这些要求越具体，越能显示出我社的优势。于是我迅速地搜集资料，交给年轻编辑叶显林，由他翻译回复。之后，又是长长的等待。
在王瑞琴的等待过程中，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在做出努力，英方对他们表示了相同的沉默。
6月份传真再次传来，要求我们报价，对这个问题双方多次往复，在我社负责外国文学的副总编与英方的电话对话中，英方再次询问我社历史、员工人数，并对我们的回答表示惊奇，并且询问我社是否能将“哈里·波特”发到50万册，副总编未做正面回答。之后，我们不断有传真往来，而且洽谈逐渐走向深入。
“哈里·波特”5、6月间在西方影响日盛，到6月底7月初已经盛极，尤其在7月8日，“哈里·波特”系列第四部《哈里·波特和火焰杯》首发之际，整个西方世界受其震动，为其颠狂了。中国传媒对此盛况做了大量报道，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生活时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网等媒体同时关注这一现象，“哈里·波特”成了传媒热点和焦点。中华读书报开始对版权得主进行追踪，中华读书网则开辟了“哈里·波特”专栏。在宣传势头猛涨的形势下，国内出版界开始骚动。先后有人民邮电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打电话到中华读书网询问版权事宜，着手已久的出版社更是加大力度。在此前后，光明日报出版社从其海外渠道获悉，版权之事应该有把握。到了7月中旬，英方的告知函陆续发出，众出版社相继被告知：“哈里·波特”中文版权已经售出。卖给谁了？猜测重重。与大家的热躁形成对比，此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埋头苦干，面对传媒则连连缄口。
7月中旬以后，我们双方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这其间又有版权已售出的消息，但这次我对我社充满信心。既然选中了这个目标，就踏踏实实地做下去，当时想到的就是继续做。此时与英方的商洽逐渐深入实质，问题集中到几点：一是版税，在确定起印数一万册后，我们就不同印数内的版税进行反复报价与回复；二是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译本保持译名上的一致，我们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翻译从来都是出色的、完全可以信赖的，皇冠译本不一定适合广大儿童阅读，而且其中有些人名、地名的翻译很难与我们通行的汉语翻译标准相统一，双方为此产生了不同意见，应该说，英方的态度始终都是合作的。而且，我们始终坚持我社的立场和利益，英方第一次提出预付金额后，曾随即要求加高一点，我们未做回复，我们认为外国人提出的要求不能全部答应，该坚持的就坚持。事实证明，这样做没错。往复多次后，关键问题终于谈妥了，而且英方同意以标准的简体中文版出版“哈里·波特”。7月下旬，英方的协议书寄到，版权终于敲定。
至7月底，局面已经相当明了，得主非人民文学出版社莫属。其它出版社已转移注意力始寻找新的目标，但错过“哈里·波特”多少还是有点遗憾。伦敦时间8月18日，英方正式回函，“哈里·波特”中文版权买卖交易结束。
我社能够拿到“哈里－波特”的版权，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但首先应该庆幸的是我社恢复了少儿编辑室，否则我们对少儿作品不会如此关注，当然更要归功于我社领导的正确判断和他们对少儿室工作的支持。我现在对我们少儿室充满信心，尽管它刚刚成立，还不大，但我想，在各个方面它都不应该次于其他少儿社。
自信源于实力。“哈里·波特”来中国的故事结束了，但“他”在中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现在的王瑞琴依旧繁忙，她要和编辑们统一三个女译者的译文，让她费尽脑汁的是：如何把文中长长的译名翻得又简练又形象又能让小朋友记住。
我喜欢编辑工作，等我到了老年的时候，把自己编的书放到一个书架上，有空儿就翻翻，那多有成就感。
王瑞琴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里满是幸福憧憬和满足。把这些记录下来，可以更了解一个出版人，更了解一个全情投入努力把工作做好的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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